校外培訓機構本應致力於讓孩子們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山東一家校外培訓機構的負責人卻與一位學生家長“聯手”做起了非法制售盜版書的生意。近日，經山東省濟寧市任城區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依法以侵犯著作權罪分別判處被告人張健有期徒刑四年，並處罰金100萬元；被告人李靜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並處罰金20萬元；被告單位印刷公司罰金20萬元。

　　張健是濟寧市一家國際少兒英語連鎖教育機構的負責人。大學畢業後，他在北京做過幾年出國留學諮詢工作。後來，他回到濟寧，開始從事中小學校外培訓工作。2018年初秋，張健出資30萬元與他人合夥加盟了一家上海的國際少兒英語連鎖培訓機構，主要負責日常的管理工作。因其他兩位合夥人更多的只是投資入股，不太參與日常經營，所以培訓機構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張健在負責。

　　自從公司開始營業後張健每天都在為贏利發愁，其培訓機構開在城區繁華地段的商業廣場裏，加盟費、租金、水電費都很高，再加上培訓行業的人力成本遠高於普通行業，老師們的工資又是一大筆支出。如何壓縮成本獲取最大利潤，成了張健需要思考的問題。在一次業內交流活動後，張健覺得可以試著在學生教材上做點文章。

　　培訓機構使用的教材需從上海公司總部採購並獲得授權使用，之後，才能賣給學生收取教材費。隨著招生規模的擴大，向總部採購教材成了一筆不小的花費。為節省運營成本，張健動起了歪心思，他想著自己私自印刷教材不光能省下不少錢，還能賣給學生從教材費上賺一筆。而且，由於全國的加盟培訓機構很多，如果把教材賣到全國各地更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張健已經開始構思自己的“商業宏圖”，卻不知他也將自己推向了危險的深淵。

　　張健很快就付諸了行動，他開始找印刷教材的工廠。張健想到學生家長裏有一個經營印刷廠的人——李靜。李靜早些年在國營印刷廠工作，從事印刷行業30多年，從廠裏出來後她自己成立了一家印務公司，主要經營包裝裝潢，印刷紙製品、彩頁的業務。張健找到李靜進行交流，説自己想印些教材。按規定，印刷書籍需要提供圖書相關手續，包括出版號、印刷次數、著作人等授權文件。這一點常識對於從業多年的李靜來説是心知肚明的，但張健自始至終都沒有取得版權方的授權許可。

　　在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李靜坦誠説，自己明白授權許可的重要性。“當時我提授權的事兒了，張健説沒有，我就沒再要授權書。張健説他是這家少兒英語培訓機構的代理，教材都是自己培訓機構內部使用的，我覺得印這些書也沒有什麼問題，頂多是違規。”

　　張健將幾套原版教材和相關圖畫繪本交給了李靜。隨後，李靜安排人員進行生産。據統計，李靜共為張健印刷教材7萬餘冊，非法經營數額達78萬餘元。

　　一些校外培訓教材中還有配套的光碟需要製作。張健這次沒找熟人，也沒找正規的廠商，而是直接從街邊找了個賣車載音樂CD的人，他和對方談好後，將少兒英語的原版光碟交給了對方，張健要求做成一模一樣的，以一張一塊錢的價格一次刻錄了四五百張，上面還印了國際少兒英語的封面。這些光碟刻錄完後，被直接發到了李靜的印刷廠，最後被包裝到了印刷的教材中。

　　盜版教材印刷出來後，張健在行業微信群裏發起了小廣告，説在他這裡買教材能打折。正版教材每套價格約300元，張健賣的教材每套約150元，而成本卻僅有50元左右。這高達200%的利潤讓張健賺得盆滿缽滿，前後盈利達100多萬元。

　　全國各地的培訓機構看到張健發的打折廣告便加其微信向他了解教材的種類與價格，之後，他們開始從張健的手中購買教材。由於盜版教材和正版教材差距不明顯，不仔細對比難以分辨，不少購買者都誤以為是正版教材。

　　難道就沒有人質疑這些被四處推銷的教材不是正版嗎？對此張健有他的一套説辭：“每當有人在微信上問我教材品質怎麼樣，我都向他們保證沒問題，如果不放心可以去問微信群裏買過的人。群裏很多人都在我這裡訂購教材，我給的價格比總部便宜很多，而且有多個系列教材供他們選擇，配套的練習冊、光碟也很齊全，他們便陸續在我這兒訂購教材了。”

　　憑藉低廉的市場價格獲得了不少訂單，越來越多的發貨量也讓張健和物流公司走得很近。一開始，發多少貨就送多少貨，後來送的教材多了，發不完就都存到了物流公司的倉庫。張健和物流公司建立了微信群，隨時會把收貨地址、電話、教材種類數量發到群裏，物流公司就按照上面的資訊直接在物流倉庫發貨。同時，張健為避免被查還要求物流公司發貨時不要顯示貨是從本地發出去的。物流公司表示做不到後，張健便要求寄件人不要留他的名字，物流公司為盡可能滿足客戶需求就留了自己員工的名字，也沒有往盜版書上想，直到案發後張健讓物流公司清空微信聊天記錄，還不讓説教材是他的，物流公司才反應過來這些教材都不正規。

　　2019年5月，濟寧市文化執法部門接到舉報後對存放教材的物流公司倉庫進行了突擊檢查，現場查獲涉案盜版英語系列叢書4種，包括書籍6000余冊、光碟700余張、學習卡片700余盒。隨著涉案物品被查封，這起盜版圖書案終於浮出水面。

　　截至案發，張健銷售的盜版教材已銷往上海、浙江、江蘇、廣東、內蒙古等多個地區，銷售的教材、測試卷等共6萬餘冊，非法經營數額達400余萬元。

　　2020年11月，任城區檢察院對該案提起公訴。檢察機關認為，張健以營利為目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非法複製、銷售英語教材，違法所得數額巨大；印刷公司非法複製英語教材，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李靜係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因此，張健、李靜、印刷公司均應以侵犯著作權罪追究刑事責任。近日，法院審理該案後，接受了任城區檢察院的指控罪名，並依法作出了如上判決。

　　檢察官指出，圖書出版有著一套完整的安全標準，對紙張、油墨、印刷都有著嚴格的行業要求。盜版圖書的安全標準難以保證，可能含有超標的鉛等重金屬元素。如果這些重金屬元素通過孩子的手口進入體內，會對孩子的成長造成不良影響。而且，盜版圖書本身就侵犯了版權方的合法權益，其以低廉的價格攪亂市場秩序會造成“劣幣驅除良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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